" 美国人的‘救命药’，也许来自中国。" 近日，有美国主流媒体喊出这样的说法。

报道指出，面对药物紧缺和药价过高，增加对中国新生产药品的获取渠道，能让美国人在应对糖尿病、癌症、心脏病等各种疾病时，有更多廉价药物和治疗方案可供选择。

然而，讽刺的是，美国鹰派政客却试图推动禁止中国药物。8 月 25 日，特朗普宣称，要在一年时间内，逐步将进口药品的关税，加征至 250%。

一些观察人士说，此举将给美国患者造成致命性打击。而特朗普所宣称的，将美国药物下调 1400% 至 1500%（这不仅意味着药物免费，药企还得倒贴钱给患者），听起来是多么不靠谱。

阵痛是注定的。

2024 年，专注卫生政策的独立机构 KFF 给出一份民调显示，约 80% 的美国人认为，处方药价格过高。

不仅如此，美国医学会指出，美国正面临多种关键药物短缺的问题，包括化疗药物、止痛药物、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（ADHD）药物、胰岛素以及阿托品和肾上腺素等紧急治疗药物。

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（FDA）记录了 3 月短缺的救命抗癌药物和其他必需药品，共计 89 种。

短缺的另一面，是对进口的严重依赖。2025 年美国药学会数据显示：美国 91% 的仿制药依赖进口，其中 60% 以上的原料药（API）来自中国；45% 的制药关键起始原料（KSM）依赖中国供应。

来自中国的 " 救命药 "，也许能缓解美国底层百姓看病 " 贵死人 " 的症结。但遗憾的是，政客却以 " 国家安全 " 的借口和政治目的阻挠救命药的到来，不顾美国医疗市场自身的痼疾和结构性矛盾。

前述报道指出，中国在优化药物研发流程、为民众提供更廉价且易获取的治疗方面成效显著。正如过去中国从美国创新中获益那样，美国也可以从中国的创新中受益—— " 美国人不应因政治因素而落在后面 "。

这是一个位于美国最南部联邦州的医疗重镇。

在毒辣的阳光照射下，美式汽车在路上飞奔而过，两边高楼大厦是这片盛产牛仔的土地上罕见的景色。这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儿童医院，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癌症专科医院。

这片 12 平方公里的土地，是位于首府休斯敦的得州医疗中心，聚集了 21 家医院，60 个医疗研究所，4 家医学院以及一系列的护士和护理学院。

坐落于此的得州大学 MD 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，被认为是在癌症治疗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机构。与此毗邻的得州心脏研究中心，同样在自己领域排名出色。

这里是美国医疗产业引以为傲的 " 山巅之城 "，然而，就在得州医疗中心以北不远处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面貌：这里的居民，比整个休斯敦的人均寿命低二十多年，跟第三世界水准无异。大部分人没有支付医保的能力，可以说是整个休斯敦最贫穷的社区。

最好和最坏，近在咫尺，这就是美国的日常。

美国每年医疗支出是 3.8 万亿美元，占了国民生产总值的 17.7%，比日本、德国、法国、中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巴西、西班牙和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医疗支出加起来还要多。

但美国的治疗效果却在发达国家中不尽如人意。根据 2023 年的数据，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忍受着疾病，拖延就医，而医疗费用是最大原因。

极其昂贵又效率低下的医疗系统，成为了悬在美国人头上的一把刀。

一边是世界前沿的大型医疗科研中心，一边却是平均寿命如同第三世界水准的社区。看不起病，被重疾拖垮导致一夜返贫，是美国医疗重镇休斯敦的现实。

这也是当今美国的真实写照——普通患者等不来救命药，医疗行业却赚得盆满钵满。

根据美国医疗行业网站《Fierce Pharma》的统计，美国前 20 大医药集团在 2024 年除了一家亏损之外，19 家药企基本上处于盈余状态，其中有 6 家的利润达到双位数。

据估计，2024 年美国零售、邮寄、长期护理和专科药房的处方配药，总收入达到 6830 亿美元，比 2023 年增长 9%。

从 2010 年到 2020 年，美国人购买处方药的开支增长了 50%，远远跑赢美国同时期的通胀率。

美国药企财大气粗，高层收入也优渥。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，美国各大医药集团的管理层收入更加是高歌猛进。在 2022 年，辉瑞公司 CEO 艾伯特 · 博尔拉的年收入是 3300 万美元。到了疫情过后的 2024 年，年收入依然达到 2500 万美元。

作为市场的供应方，美国药企是强大而富裕的。由于资金充足，美国药企在新药研发和制作，以及医疗产品专利领域，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。由于美国的医疗专利制度，药企研发新药之后，享有 20 年的专利权。

专利给药企的创新带来了制度性保障，但也沦为一种金钱游戏。

在 2018 年，美国期刊《法律与生命科学》一份报告认为，十年内有 78% 取得专利的新药，只是过去旧药的微改良版本。

" 药企只需加一两种化学配方，就能取得新的专利。"《今日美国》在 2019 年的报道中，这样剖析药企的 " 专利策略 "。

另外，药企还可以为一种药争取上百种专利，从而让竞争者难以 " 染指 " 同类药物，从而推高了竞争的护城河，加强了垄断。

研发力量表面强大的同时，一些诞生已久的救命药，价格却一直高居不下。

譬如胰岛素，诞生超过 100 年，价钱却年年递增。从 21 世纪初到如今，胰岛素价钱在美国已经翻了不止 3 倍。根据美国智库 RAND 在 2024 年的数据，胰岛素在美国的价格是除美国以外 33 个高收入国家平均值的 9 倍。

在高昂的医疗成本面前，药企几乎成了通吃的赢家。

也难怪，多年来美国医疗企业在美国公众的好感度一直很低，只有 20% 不到的受访美国人信任大型药企，有 80% 美国人认为，处方药价格过高。

无论民主党还是共和党，候选人为了拿到政治资本，把大型药企当作靶子攻击是标准操作。

选举时承诺要把药价压下来的，当然还包括当下的美国总统特朗普。但是他提高进口药物关税的操作，只会适得其反。

现任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、曾经担任拜登政府医疗顾问的阿希什 · 杰哈指出，美国医疗系统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是没有英国或者德国那样，树立一个 " 全民性 " 的医疗保障概念。

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乃至一些发达国家，给每个公民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，是国家和政府的义务。

在英国，由国家支持的 "NHS"（国民保健系统）的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英国国教；在瑞士，全民医保是强制执行的，资金多由私企负责。

但在美国，无论公私支持，" 全民医疗福利 " 这种观念，几乎是政治雷区。

每当有人提出类似全民性质的医疗保障系统，美国政坛总是一片反对声，他们的天平严重倒向医疗集团和私人保险集团。

跟许多领域一样，在美国的医疗行业语境里，" 平等 " 和 " 高效 "，成了顾此失彼的二元对立概念。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理念，天然地压倒了全民福祉的平等。

为特朗普二次执政提供 " 大脑 " 的保守派智库 "Heritage Foundation"，在其网站上极力反对建立全民性医疗保健系统：" 这导致了美国多于七成的家庭税负增加；工薪家庭反而会被全民性医保计划毒害；全民医保计划将会导致每个美国工人额外缴纳总收入的 25％税负。"

" 医疗的目的是什么 "？在杰哈看来，美国医疗系统的目的，已经变成了不断制作新药品和新服务，而不是提升国民的健康福祉本身。

大量门类繁杂的药物和医疗服务，让美国医疗市场看上去欣欣向荣，但是 " 贵死人 " 却再也不是新鲜事。